汉学家史景迁（Jonathan Spence）于上个月去世，他在2007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《前朝梦忆》，诉说了中国晚明时期的文人——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。
张岱，恰恰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。他知情识趣，却遭遇山河破碎，身为前朝遗老，为了修史而苟活于世，也在追忆中回望成空的繁华，其中可见中国文人的风雅与气节。
难得的是，四百年后的西方学者史景迁能够感怀于张岱的心思，向全球读者介绍这样一位中国文人。我想，西方读者大约能懂得张岱对前朝往事的追忆，因为这在西方语境中并不罕见。但关于中国文人的气节和那份对修史的执念，即使史景迁极力呈现，这恐怕也不易理解。
人们总在辩驳史景迁的通俗是否有益，当我看完《前朝梦忆》之后，相信史景迁已然理解了中国文人的那份沉痛，也深信他在通俗之余从未舍弃事实。
中国文人之乐：知情识趣
在张岱所著的《陶庵梦忆》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作为一名古中国的有闲阶级成员，江南子弟张岱总以最高的审美标准吃喝玩乐，晓得欣赏天地间至美的瞬间，这是中国文人知情识趣的一面。
他自嘲“学书不成，学剑不成，学节义不成，学文章不成，学仙学佛，学农学圃，俱不成”。
然而偏偏有钱有闲，便也愿为自己的癖好一掷千金。张岱一旦着迷，就入迷极深，但他也知道自己没长性：“少为纨绔子弟，极爱繁华，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娈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，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……”
张岱，象征着好品味，当今中国最趋之若鹜却也最缺乏的那种好品味。
他钻研茶道，定要取斑竹庵的禊泉水，来搭配日铸的茶叶，这样最能释放香气，再杂入少许茉莉，沸水注之，青茶在细白瓷杯里舒展，“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，”于是张岱戏称其为“兰雪”。此后，他自创的兰雪茶走红，价格遭市场哄抬，时价更高的松萝茶竟屈尊来假冒兰雪茶，世事荒诞如此，令张岱称奇。
吃过见过，什么都短暂地爱过，然后抽身而出寻找下一份喜爱，大约是典型的江南子弟，人生周旋在读书与享乐之间。张岱是这样，江宁织造府的曹雪芹也是这样，在少年时期尽享秦淮河畔的繁华。木心恐怕也是类似的调子，他继承了古中国的余韵。
因为这一份相像，所以在张岱和曹雪芹的文字里，我们可以看到那种不厌其烦地描摹着感官体验的风格。张岱在十月组织“蟹会”，每人六只蟹，不加盐醋，只尝其原味。为了防止冷腥伤其风味，要一只只蒸煮，这时的河蟹真正是“紫螯巨如拳，小脚肉出，油油如螾蜒。掀其壳，膏腻堆积，如玉脂珀屑”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有出名的螃蟹宴，大观园上下齐聚在藕香榭，赏桂剥蟹，配以黄酒，结社作诗。
这就是张岱和曹雪芹的风雅，吃穿用度，皆可以上升到审美的高度，而他们恰恰也是张爱玲笔下的“中国有闲阶级”。
在《更衣记》中，张爱玲细数中国历代时装设计，她惊讶于古中国衣衫上的繁复点缀，连鞋底上都满布着繁缛的图案，鞋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，更别说鞋底了。张爱玲言明：“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，放恣，不讲理，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，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。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，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。”
今日中国国民，恐怕已经离这种审美意趣十分遥远。一来现代人永远被新鲜事物分心，难得有耐心和闲心做些钻研，于是便也失去了欣赏的能力。二来世人多半功利，现下很少有人能为无用的东西花那么多心思，越来越少人拥有这种矜贵。
其实，懂得欣赏，就不怕耽于逸乐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如若只晓得欣赏风物之美，也算不上高明。张岱最难得的是，他能于天地间感受那种至美的时刻。兴之所至，便活在了另一方时空之中。
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张岱坐船行经金山寺，怀古之情油然而生，他唱起韩世忠击退金人的戏来，是谓“金山夜戏”。一时之间锣鼓喧天，一寺人皆起看。等戏唱完，已是曙光初露，张岱命人收拾道具、灯笼，行船离开。而僧人全到江边，久久目送着远去的小舟，纳闷“不知是人，是怪，是鬼”。
张岱总是大为得意这样的时刻。而史景迁也十分懂得张岱的人生观，他写道：“在精神的世界一如舞台生活，神明的无情操弄和人的螳臂当车之间并无明显区别。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，各尽本分的交汇之处而已，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。”
中国文人之殇：山河破碎
“审美”固然是张岱散文的一大特质，但《陶庵梦忆》的主旨仍在于“追忆”。倘若明朝没有亡，张岱笔下的繁盛也不过是饶有雅趣的小品文，独抒性灵。但是明朝灭亡了，他记忆中的故国与故人越风华，就衬得如今的张岱越残旧。
追忆是一种普世的人人皆能理解的情感，尤其多见于文学之中，它在东方显现，也于西方存在。中国拥有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法国自有普鲁斯特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，英国则有伊夫林·沃的《故园风雨后》。
他们有一个共同点——用很长的时光尽兴，然后继续活在那场盛大的回忆里。
如果明朝没有亡，张岱散文中所洋溢的快乐就是浅薄的快乐，纵然文辞华美，至真至纯，也不过是本人间极乐指南——追求极致的感官享乐，勾勒晚明时期的风物与人情。但是正因为明朝灭亡了，历经家国变故，张岱的追忆文才更具今昔对比的反差感，也更有了不同生命体验的层次感，因此足以传世。
很遗憾，文学有时就是需要变故来成全。
当张岱从有闲阶级的位置上狠狠坠落下来之时，仓皇逃难，万贯家财和万卷藏书被留在了绍兴家中，悉数由官兵占领。张岱到底是个中国读书人，与所有不事二主的中国读书人一样，他披发入林，过了几年隐居的日子。
在一个夜气方回的凌晨，他感慨：“因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。”所有的繁盛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身为前朝遗老，他开始追忆往事。我们仿佛看到，那个俊逸的张岱已不复年少时的风姿，他布衣褴褛，伏案在一张与山河同样破碎的书桌前，眼里一幕幕划过多年前自己身为主角的交游与逸乐。
同样地，在李煜、曹雪芹身上，命运的起落也成全了他们作品中悲剧性的美感。
早年李后主还沉湎于闺房之乐，写写“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”。赵匡胤打进来以后，江南陷落，身为南唐后主，李煜写出了泣血泣泪的亡国之词：“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挥泪对宫娥。” 而当他被软禁之际，沉痛与遗憾将他的词作推向了最高峰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而曹雪芹亦然，只有家道中落以后倍感世态炎凉，才会写出《好了歌》的真谛，生发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”的唏嘘。
史景迁也着迷于曹雪芹和张岱的身世，理解他们的追忆。史景迁的第一部作品是《曹寅与康熙》，以曹雪芹祖父入手，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。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就是《前朝梦忆》，记录了张岱的沉浮。
《前朝梦忆》的英文书名是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: Mo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, 一位晚明人士的追忆，而“重回龙山”指的是张岱出生于龙山，又归隐于龙山。史景迁以“追忆”入手，向西方读者介绍这样一位中国先人，也恰恰因为“追忆”在西方叙事中并不少见。
伊夫林·沃（Evelyn Waugh）的代表作《故园风雨后》讲的也是一段追忆。史景迁在采访中说过，自己年轻时阅读过伊夫林.沃的作品，那么不出意外，他想必读过这本小说，或许史景迁常被赞叹的妙笔生花也被这位作家影响过。小说带着深沉的怀旧意味，主人公重回白庄，这里承载着他和昔日同窗好友的青春岁月，然而如今物是人非，在二战前夕，所谓英国贵族阶层的荣光已然消退与幻灭。这也是一场盛大的回忆，在时代转换之际。
因此，史景迁以追忆着笔写张岱，这是东西方读者都能意会的情感。曾经的绮梦，如今的残梦，谁读来不唏嘘呢？
中国文人之志：修史传世
不过，西方读者不容易懂的是，中国文人的气节，以及他们对于修史的那份执念。难得的是，史景迁懂了。
史景迁的作品，有人褒有人贬。由于他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，所以白修德（Theodore H.White）盛赞史景迁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”。但也正因这种风格，很多史学家又诟病史景迁只是个“说故事”的史学家，质疑他笔下人物的内心戏和想象力过于丰富，而且他视野太广，未专注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。
单就《前朝梦忆》来说，我至少从史景迁处得知——张岱一生中最看重的是《石匮书》。对于现代作家而言，很多事物止于文学的意义已经足够，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，他们追求历史的意义。不管史景迁如何通俗，至少他确证了张岱的意志，而我也借此看到了这份志气。
中国古代文人，正途无非科考做官，张岱族人经历宦海沉浮，他尽管没有放弃考取功名的想法，但也早已看清，荣华富贵下总有暗流涌动，隐藏着坠落的祸端。而当他中年以后，明朝更是风雨飘摇，张岱愈加坚定了修史的志愿。
这种志愿或许是很好理解的。经史子集，排在首位的是十三经，儒家治国安邦之道，科举必考内容；第二位就是正史，中国人向来注重修史；再来是诸子百家之学说；文学被视为末流，诗词歌赋，陶冶性情而已，那是文人雅趣，不上庙堂之高的。
因此，连张岱自己都说，《陶庵梦忆》是他“偶拈一则，如游旧径，如见故人”。但《石匮书》却投注了他最多的心力，张岱自陈，他身为亡国之民，本该自尽，却为了完成《石匮书》而苟活于世上。
这一层中国文人的气节，又是西方语境很难理解的。中国文人受到的规训是，一个朝代结束了，他作为这个朝代的子民就该守节而去。比如明朝灭亡，张岱的好友祁彪佳面对清朝招安，选择投湖自尽，以保前朝汉人志士的气节。但对照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，对于佛罗伦萨易主，被冷落的他只会选择进贡《君主论》，以求重新得到启用。
对比可见，中国文人始终是沉重的。而史景迁在通俗之余，并未把这份沉痛抹去，他恰恰用自己的方式向西方读者诉说了一个真实的古中国。
那么史景迁为何会如此有感于张岱的修史志愿？一方面自然因为史景迁是专业学者，浏览了大量史料，十分了解中国。但另一方面，是因为史景迁和张岱都渴望用自己的笔，“把已沦丧的世界一点一滴从灭绝中抢救回来”。
史景迁和张岱都敬仰司马迁。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，寓意明显，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，这是Jonathan Spence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，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。
张岱将自己所著的明史取名为《石匮书》，意在表达对司马迁的推崇。因为石匮是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处，司马迁在汉朝借此成就了其旷世巨著《史记》，得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当然，张岱也是以司马迁的遭遇来激励自己，不管遇何变故，都不该在《石匮书》完成之前了却残生。
据史景迁所述，在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张岱终于完成了《石匮书》，全书凡两百五十万字，上起洪武肇基，下迄天启崩殂（1360年代至1627），内容遍及朝廷治理的各个面向，上自天文历法，下至经世济民，《石匮书后集》最终完稿时仍约有五十万字，张岱整部明史共计三百万字。
《前朝梦忆》的结尾，想象了张岱在完成这部巨著时的情景，史景迁是这么写的：“我们亦可想象，跟许多张家人的坐姿如出一辙，他弯坐于书几，凝视着最后搜集到的史料图像：有个老人突然发觉自己如鬼使神差般手舞足蹈起来。”
史景迁与张岱、司马迁之间，大约永远都会回响着那一份真正的共鸣：“只要有人追忆，往事就不必如烟。”
张岱、曹雪芹这样的中国文人，即使失意于科举之路，断了追逐功名之心，纵情于红尘之间。他们仍然不是碌碌无为的江南子弟，因为他们各自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途径，张岱选择修史，曹雪芹写了小说，皆传于后世。这就是记录的全部意义，也是中国文人的终极使命。
